简而言之，总而言之

    过年要贴春联，俗话说“二十八贴春联”，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挂对联的传统，而过年前贴在门框或门板上面的对联就是春联了。春联的内容一般是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的吉庆语；也有的根据时势，评点过去，展望未来。

    切中时弊、对仗工整、文字优美、立意新颖的，就是好对联。除了讲究对仗工整之外，对联还要讲究语音的平仄。简单地说，对联中的对仗字要平仄相对。就像相声八扇屏里面说的：上联把韵压下去，下联把韵挑起来。如“爆竹声声辞旧岁，梅花朵朵报新春”，上下联最后五个字的平仄分别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贴春联的时候，我们把压下去的上联贴在右手，把挑起来的下联贴在左手。如果还嫌不够的话，也可以写个四个字的横批贴在中间上面的门框上。这样一副春联贴成了，多么喜气洋洋！
    但是，近几年来贴春联有个毛病，许多人把上下联的位置贴倒，令我很不舒服。1996年我第一次去广东的时候，就发现大街上净是这样倒贴的对联。后来，这样的错误越传越广，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店铺、媒体、广告上面，甚至一些重修的古建筑上。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对联的新风尚？
    如果位置挂倒可以姑且作为新风尚，但是这样的错误就实在不应该了：网易教育新版上线 有奖征集下联启事。（上联：网易教育迎新春新版贺新年）不知天下哪位才俊可对出下联？网易教育真是开中华对联风气之先了。（在我这篇字还没写完的时候，网易及时把刚才应征的上联改成下联了！活活！那个指出上联有问题的评论是我写的，网易教育是不是得发我奖金呀？）
    还是看看我的吧：

      1993年到1994年，摇滚音乐大爆发，这是中国摇滚乐至今都无法超越的高峰。1993年3月，大陆第一张摇滚乐合辑《摇滚北京》在北京首发，此后又一连发行了两张《摇滚北京》系列专辑，再加上《中国火》系列，众多风格迥异的摇滚乐队浮出水面。当年的我参与了这些合辑的部分工作，那真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是真正的摇滚大跃进。

      张楚、窦唯、何勇在这个大跃进的时代成为闪亮的明星，在魔岩唱片策划和制作他们专辑的时候，北京的音乐圈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广泛的关注。虽然我在给魔岩写宣传稿的时候已经看到魔岩精彩的文案，并且听过这三个人的作品宣传碟，但是当他们以“魔岩三杰”的名义同时推出专辑的时侯，我仍然禁不住兴奋，在第一时间跑到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张楚和窦唯的专辑卡带（由于当时上大学的我没有太多钱，所以没有舍得买何勇的专辑）。这天晚上，我揣着卡带急匆匆赶回学校宿舍，顾不上吃饭就将《黑梦》塞进随身听，另一盘《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则被同学抢去了。1个小时以后，当分别听过两张专辑的我和我的同学兴奋地碰面，并交换听过对方的推荐曲之后，我们真的无法相信，我们的摇滚乐竟然如此精彩！现在可以说，这两张专辑像《黑豹》《唐朝》一样，每首歌曲都是经典。后来听了何勇的《垃圾场》，倒感觉不像另两个人出色。就是《钟鼓楼》吧，印象还很深。

      1994年，另一个摇滚歌手特立独行，他也从西安来，但似乎并不愿介入北京的滚圈，他就是郑钧。这一年，刚刚成立的红星音乐生产社还在安华桥流芳宾馆，一个房间办公，一个房间住人。我去的时候，郑钧懒洋洋地躺在地铺上，神情颓唐，态度慵懒。《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极乐世界》是他这一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最好的歌。10年后，当年为他的专辑写宣传稿的我，又再给他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演唱会做宣传。依然是慵懒颓唐的郑钧，依然是这几首歌最煽动人心。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音乐事件就是“校园民谣”，我在其中狂掺和了一把，并且似乎成为这场运动里面惟一不写歌、不唱歌的一个主将。现在想起来，“校园民谣”怎么能跟摇滚乐混在一起搞呢？但是当时就是这样的呀。当时的音乐就是音乐，没有派系，没有类别，只有真诚，只有音乐本身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和贾南，以及我们带领的一班社团同学，1994年初夏的我们学校，成为北大之外校园民谣的另一个主战场。高晓松、郁冬、老狼、沈庆、赵节……大半的校园民谣歌手都曾在我们礼堂前的草坪上酒后狂歌。而我们纠集了10所大学的校园歌手在礼堂里开自己作品的演唱会，成为空前绝后的盛事。

      这一年里，一个初入唱片界的老板和一个音像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来到我们学校，签走了贾南同学，发行了一张专辑《笼外的鸟》（笼外的鸟/停电的晚上）。作为贾南的亲密战友，我参与了这张专辑的全部制作过程，包括歌曲创作、录小样、在我们的音乐社团里试唱、签约、宣传照、文案、录音、MV。当年，我把自己的小屋顶篷挂上报纸作吸音，让贾南录小样。一大帮同学朋友总在我那里彻夜聚会，一张单人床曾横卧了六个音乐青年，我们听歌、唱歌、聊天……后来，那个老板把他的京文唱片做得很成功；那个音乐编辑10年后又找到贾南，为他的组合“南合文斗”再发专辑。10年后的这张专辑，我们又合作了一把。

      摇滚和民谣的运动，完全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它像暴风雨一样来临，又快而无声地退去。它的大起大落是这个时代激情的映射，虽然时间很短，但始终是我们这一代人火热的印记。

      1994年有影响力的歌曲还有《纤夫的爱》，从此这类乡土气息浓厚的世俗的流行歌曲连绵不绝，直到2005年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汉唐公司推出黄群、黄众兄弟创作演唱专集《江湖行》，从而掀开“新民谣运动”的一页。同名歌曲《江湖行》是首好歌，有《笑傲江湖》的风韵，可惜自打这张专辑以后，黄氏哥俩儿就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了。《千万次的问》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火了，据说这是刘欢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成为检测演唱者英语水平的测试歌，许多跟风翻唱的把“time and time again”唱得乱七八糟的。伴随着绯闻，谢东凭借《笑脸》一举成名，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大老爷们儿狠呆呆地唱“常常地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从1975年到1994年，沥沥拉拉地写了这么多，有些出乎我的意外。这不是一部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事记，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篇听歌的经历。对于20年间全部的流行歌曲来说，这些歌曲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我个人来讲，简单地一算，没想到有这么多。写这些歌，是我个人的美好回忆。也希望能给其他人带来美好的回忆，或者仅仅是谈资，也是件好事儿。

      1994年，我有了第一台电脑，486DX2-66，2M内存，64M硬盘。现在我使用一台主频1.5G的笔记本，买了1年多了，已经有些过时了。1996年我开始上网，使用的是14.4k的猫。现在我用ADSL宽带，512K的速率，这也不算是快的。1997年底我买了第一部手机，用中国移动的GSM号，只有语音功能。当时模拟网还在使，不少人仍然拿着摩托罗拉388c，彰显尊贵身份并且可作护身武器。现在我赶了个时髦，用Vodafone 902sh by Sharp，支持3G，功能多得好多我都用不上。虽然3G的移动通讯网络速率是多少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比以前快了很多。听说在3G上，可以视频电话，可以在线看电影、玩游戏，反正互联网上的应用都可以移植过来了！
      10年前，我对我的486大搞研究。把它大卸八块，并且自己升级，整到它主板冒烟。面对我投入巨大资金和精力武装起来的486，我得出一个论断：只要速度足够快，计算机可以办任何事！
      通过传感技术，人们现在可以把各种信息——文字、图片、光、声、温度、压力等转变为电信号，进行传递和处理。以前电信号的传递和处理是模拟的，也就是说电信号是连续的。由于损耗，信号衰减得很厉害，造成信息在传递和处理过程中失真。后来，发明了数字技术，在连续的信息上面选取一个个点，再进行传递和处理。这样的信息虽然是间断的，但不会造成失真。只要采集信息的间隔足够小，以我们人类辨别信息的敏感度，是不足以发现其中的瑕疵的。（除非常温超导技术实现，否则我们不会摆脱数字技术。）
      数字信息处理的基础是将各种信息进行编码。电子器件最基本、最容易实现的物理状态有两个：开和关，或者是高和低、强和弱、正和负、有和无、阳和阴、男和女……我们把开记作1，把关记作0，这样的一套编码规则就是二进制的编码。这主要是为了电路处理的方便和准确。各种信息有了这一套统一的编码后，就可以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处理了。这个统一的平台就是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CPU。
      各种信息通过外部设备数字化后传递到计算机的CPU里面进行处理。CPU的处理是按照人的指令进行的。以前的老式计算机需要人输入机器语言来告诉它如何工作，这个机器语言就是二进制的编码指令，一般人很难掌握。后来，人们用一些比较容易看懂的符号来代替机器语言，控制计算机，这叫做汇编语言。再后来，我们只需要用鼠标指点就可以控制计算机，我们实际上在使用各种图形界面的高级语言——就是各种软件。但是不管控制计算机的手段如何变化，CPU里面的东西是不变的——就是根据二进制的指令来对各种二进制的信息编码进行处理，这个过程我们叫做计算。
      所以，计算机的本质就是计算。现在，计算无处不在。凡是有数字处理芯片的地方——电脑、手机、电视、DVD、iPOD、冰箱、空调、洗衣机、微波炉，就有计算。
      那么，计算速度的快慢有什么意义呢？计算速度越快，就是在1秒钟内处理的信息越多。当芯片在1秒钟内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驱使文字、图片、光、声、温度、压力这些外部信息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如果速度足够快，个人控制外界的能力会发生质的变化，你会发现你成为了超人！
      当然，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社会不会允许个人成为超人。我们还需要借助计算的设备、外部传感和控制的设备和信息传递通道等东西。我们需要有运营商提供通路，有服务商提供服务，有政府的监管，有世界各国的协作。
      一个关于速度足够快以后的、初步的、可以想象的、令人愉快的应用实例是：
      你穿戴着一套传感服，来到一处虚拟的烟花场所。佳丽名媛，任你挑选：有黑人、白人、拉美大妞、中东面纱女、日本高中生、韩国小大嫂，有妲己、貂婵、杨贵妃、埃及艳后、圣女贞德、嫦娥妹妹、观音姐姐……没有任何良心谴责，不受任何道德约束，只需花上几个小钱……
      ——哦，只要速度足够快。哦，天哪，天哪，天哪！

      1985年以后，以“原装正版”引进的港台音乐开始大举进攻内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姜育恒的《再回首》在我们中间广为传唱。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歌曲都带有一层淳淳的青涩感，因为它们浸满了我们花季年华里的淳美感情。高中军训，我们新生驻扎在昌平黑山寨的导弹部队。女生在营房里总是听《花祭》，配着秋季山上黄红绿的树色，每次想起来都特凄美、特伤感。还有《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个静谧的夏日午后，我在同学家中一遍遍地听。那是东单三条的一个小院（原址现在已是东方广场），丁香芬芳，乐音悠扬，猫儿迷起了眼睛，蝉儿也忍住了歌唱。

      1987年春节晚会上，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热力四射，《故乡的云》如泣如诉，把电视观众全震了。费翔因此一炮走红，成为当年大陆歌坛最具号召力的明星，也成为班上女同学的偶像。不成想，在这年冬天就要结束的时候大兴安岭真的起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烧得非常大，损失惨重。人人都觉得这事跟费翔有点关系。

      还有苏芮，那时候大家都听《跟着感觉走》，以至于这首歌名成了社会流行语。两人一见面，一人问：“怎么样？”一人答：“跟着感觉走呗。”那时候大家都很茫然，倒爷、官倒、暴发户什么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作都失去了方向，生活相对日益艰难。街坊邻里串门就爱聊这些社会现象。我们楼上有位电工出身的孙叔，见天地吃完晚饭就来找我爸聊。“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他们整天就聊这个。那时候官方论调还很保守，广播里有文革式女高音尖叫着：我们的社会都跟着感觉走了，这还像话吗？但我们就是觉得这歌特“飒”（当时的流行语，潇洒、帅之意）。还有，《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一样令我痴迷。看《搭错车》，最后那个痛哭流涕，真是哭伤了。以致后来，像《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样的哭戏再也不敢看了。在89年春夏之交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里，我从同学那翻录了所有苏芮的专辑，天天在家听，“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1988年发行的翻唱专辑《星座》当值特别一提，演唱者是两个不知名的同龄人韩军和李晓东。《半梦半醒之间》《流浪（张三的歌）》《驿动的心》《最后的温柔》这些经典歌曲都是经他们的翻唱而为我所熟悉并喜爱，当时听这些歌，感觉好听极了。韩军和李晓东也因之而走红，成为我们很多人的偶像。同学间传着关于他们的信息：他们俩是某某片儿的啦，又是某某中的啦，跟某某女的好啦，又跟某某男的打架啦……就像是现在的粉丝。现在看来，他们俩绝对是那个时代的草根英雄了。17年后，我因李晓东签约太麦而结识了他，在酒吧里重听他演唱《最后的温柔》，心潮难平。这盘《星座》我的好友DJ Danny那里有售，感兴趣的可以去找他。
      这两年的流行歌还有《便衣警察》《济公》《西游记》《凯旋在子夜》《红楼梦》等电视剧的主题歌，以及以迟志强为代表的“囚歌”系列。除了《少年壮志不言愁》以外，我对其他歌都感觉一般。我有一次坐公交车，一看上去缺心眼的男的站在车门口大声唱《木鱼石的传说》，唱得还真不错。车到站，门一开，那人说了声“不用买票了吧？”下车走了。卖票的直翻白眼，坐车的都嘿嘿乐。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出了首会歌《亚洲雄风》。“假大空”它都占全了，还是要有人装腔作势地唱，有人兴高采烈地听。这一年，电视剧《渴望》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观，也使主题曲传遍街头巷尾。我们的班主任是个《渴望》迷，那一阵子每到早自习完毕、第一堂课前，他都要领着我们全班学生齐唱“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我们嘴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唱，心里觉着这个班主任神经过敏。

       自1992年开始，广州歌坛窜起了一股音乐势力，堪与北京抗衡。毛宁、杨钰莹被称为”金童玉女”，有《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涛声依旧》《晚秋》等名曲。李春波有知青歌曲《小芳》，甘苹有《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伴随着卡拉OK的流行开始传唱全国。1992年另有一首歌令我印象颇深——《我的1997》，艾敬和大地唱片因此成名。不过，我始终认为这首阴阳怪气的歌并不值得那么火，只是MV拍得真不错，让我第一见到港台MV导演的功力。

      1993年1月，中唱上海公司推出《红太阳》（

      1985年，“威猛”（Wham）乐队来中国演出，这是西方歌星首次来到中国。“威猛”的来访促动了他们歌曲在中国的流行，《Wake Me Up Before You Go》让我首次体验到西方流行音乐激情澎湃的节奏，《Careless Whisper》又是那般柔情似水。

      同“威猛”一起而来的还有迪斯科音乐，当时流行的《荷东》《猛士》系列迪曲卡带几乎被我听烂。由于这些迪曲都是英文，又是拷贝的带子，所以许多歌曲叫不上名字，只记得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叫《巴比伦河》。还有一些被中国歌手大量翻唱，其中有首歌名叫《北回归线》。应着这些迪曲的节拍，街头上舞厅里出现了喇叭裤、蛤蟆镜、大背头的新一代青年，这些人当时被社会叫做流氓和小痞子。最早的蹦迪人群、派对一族、锐舞人士由这些小痞子和往返于京广之间的“倒爷”组成了。

      在这些迪斯科歌曲里面混杂着许多由一个乐队演唱的歌曲，他们的歌曲特别的好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乐队的名字叫“阿巴”（ABBA）。《Dancing Queen》《Thank You For The Music》是我至今记忆尤深的歌曲。

      1985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鏖战正酣，反应这次战争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上映，带动起全国上下对“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的歌颂。歌曲《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小草》等军事题材的新革命歌曲因此流行，很让我们这些人结结实实地受了一把爱国主义教育，董文华也因演唱这些歌曲而成名。

      与新革命歌曲相反的，是唱着“我不是坏小孩”的张蔷。自1985年张蔷推出第一张专辑《东京一夜》之后，在短短几年间一连出了20多张唱片。其实张蔷长得并不漂亮，也没上过什么电视晚会或者唱过电视剧插曲，能够火成这样，她那独特的嗓音是最主要的原因。张蔷尖尖的、嗲嗲的演唱风格，是对那个时代心情的最佳诠释。那时候好多孩子都因自己可以随着张蔷的《月光迪斯科》、《拍手迪斯科》跳时髦的“登山步”而得意非凡。

      1986年，程琳演唱的歌曲《信天游》引爆了为期2年多的“西北风”歌潮，出现《黄土高坡》（杭天琪）、《我热恋的故乡》（田震）、《山沟沟》（那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等“西北风”歌曲，田震、范琳琳等因这些歌曲摘掉口水歌手的帽子，一举成名。记得有一天我走在小区的一栋居民楼下，看见与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孩儿趴在窗口向外面扯着脖子有一句没一句地高唱：“地也美呀，水也美呀，地也美呀，水也美呀，地美水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见西北风有多火。
      1986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所幸的是，年仅14岁的我也是场内的观众之一。这次演唱会唱红了《让世界充满爱》，也推出了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从此中国的摇滚音乐走上台前。事实上，《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这两首歌也是年纪小小的我对这场演唱会惟一的记忆。

      1986年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年度，在这一年3月“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评选活动评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牡丹之歌》、《长江之歌》等25首作品，施光南、谷建芬、王酩、王立平、关牧村、李光曦、李谷一、蒋大为等也成为广为人知的人物。

      摇滚乐的兴起是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音乐事件。在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以后，崔健与ADO乐队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在1989年结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的所有歌曲都为年轻人狂热地喜爱，尤其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和《一无所有》。我当时正迷“披头士”，还和同学就崔健的摇滚歌曲发生过争论。但我很快也喜欢上崔健，还追逐过他的演出party。

      在这一两年间，“黑豹”“唐朝”“呼吸”“眼镜蛇”（自己的天堂）“1989”等乐队纷纷成立，他们的歌曲小样以拷贝卡带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梦回唐朝》《Don’t Break My Heart》《心的祈祷》等歌成为时代的经典。记不清哪一天了，这几只重量级乐队首次聚在体院的体育馆里开演唱会。我买不起门票，提前一天跑去看彩排。第一次去北京那么背的地方，问了无数人，倒了无数车，还是很满足。

      第一次听“眼镜蛇”的卡带才逗呢，那是一盘拷贝带。我一看：“这乐队有意思啊，好乐队。”同学说：“那上面写的是女子乐队！”几年后，没想到我竟然和“眼镜蛇”的几位大姐在红星共事了一阵子，我带的“麦田守望者”乐队得到了他们很多关照。

      “黑豹”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最早流入内地市场的版本据说是盗版，我记得封面是乐队站在一面公路反光镜前。等到1992年这张专辑在内地正式发行的时候不仅封面换了，主唱也换成栾树，当年窦唯主唱的“盗版”专辑成了难得一觅的版本。

      从“板砖”到“四喇叭”到“双卡”，录音机的逐渐普及带来了70代第一批青春偶像——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小学时的我特别爱听邓丽君。不过，当时社会上说邓丽君的歌曲是靡靡之音，邓丽君是台湾特务、汉奸等等，所以我只能偷偷地听。楼下的小伙伴家里有台“四喇叭”，每到我们放学在家，家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听邓丽君。“美酒加咖啡，陪我来喝一杯……”百听不厌。还有《电动玩具》和张帝（酒色财气）。虽然张帝好几首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名字，但是他唱的搞笑歌词却记得清清楚楚。1981年，中央电视台开播了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掀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该片片头是一个英国绅士从地铁里出来引领观众走到伦敦的大街上，配有一段音乐。每到晚上六点半，不管学不学英语，有电视机的家庭都打开看。空中一时到处回响 Follow Me 的声音。这个节目促使松下“板砖”录音机的热销。与此类似的是后来的法语教学节目《法语入门》，每期必放一段诡异的电子音乐，画面是巴黎现代化的都市建筑。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早的一首“试验电子”音乐。

      上初中时，流行刘文正和罗大佑的歌，《兰花草》和《童年》，还有《光阴的故事》《恋曲1980》等。情窦初开的少年在女孩子身边傻傻地唱，听到的女生则会心有灵犀地宛然一笑。我班上好几个同学就是为了唱罗大佑学会了弹吉他。后来，罗大佑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和几个好友坐火车跑到上海去看。那一整列火车啊，差不多都是我这么大的歌迷，大家唱了一路罗大佑，车厢里成了歌声的海洋。那时候港台歌星的歌一下子涌过来，什么龙飘飘（昨夜星辰）、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欧阳菲菲什么的。各种合辑卡带乱七八糟。我那时不是港台流行曲的歌迷，现在都记不清了。

      大陆这边的一些歌手开始学习港台流行歌的风格，改唱比较轻松的歌。这个时期，文革后年轻一代的流行歌手成长起来，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程琳。1981年，程琳凭歌曲《小螺号》一举成名，后来又演唱了《新鞋子，旧鞋子》（与侯德健合唱）《熊猫咪咪》等歌曲，以其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成为流行歌坛巨星，直到80年代中期“西北风”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遗风还很盛，这些新歌阻力重重。苏小明唱《幸福不是毛毛雨》，被权威音乐杂志批评，当然，描写水兵生活的《军港之夜》不在其中。李谷一在《乡恋》一曲中加入气声唱法，在1983年第一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所谓气声唱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唱法，现在虽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开了批判会。这时，谷建芬为此事打抱不平，特地写了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广受欢迎，但依然被批判为“用资产阶级音乐毒害青年”。但是，社会的改革开放终究一发而不可收，对流行歌曲的批判很快就成为历史。这一时期的歌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为我们所熟悉的著名歌曲还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在希望的田野上》（殷秀梅）、《太阳岛上》（郑绪岚）、《大海啊，故乡》（朱明瑛）、《牡丹之歌》（蒋大为）等。还有王洁实、谢莉斯夫妇专门翻唱台湾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蜗牛和黄鹂鸟》什么的。实话说我当时我就听着挺没劲的，现在更是觉得他们翻唱的实在差点意思。

      这时候还有一首歌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是我看到的第一首歌伴舞歌曲，名叫《金梭和银梭》，演唱者是朱逢博。当时电视上穿着金色和银色紧身衣的一男一女，手持纱巾，伴随歌曲扭来扭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幼稚可笑。朱逢博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歌唱家，她演唱的的歌曲风格众多，包括《赶牲灵》等中国民歌、《白毛女》等歌剧唱段、《请到天涯海角来》等当代流行歌曲、《夜来香》《蔷薇蔷薇处处开》等老上海流行歌曲以及《白兰鸽》《红河谷》等外国歌曲，她演唱的所有歌曲在当时都是流行曲。她在 “广州太平洋影音”录制的专辑《蔷薇处处开》是新中国第一盒立体声音带，在当时录音机拥有量极少的情况下，年销量130余万盒。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了一个五四青年似的张明敏，演唱歌曲了《我的中国心》，红遍南北。张明敏也凭着这一首歌一直唱到今天。与《我的中国心》相似的，还有台湾歌手侯德健的《龙的传人》。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渐起，新思潮、新文化在社会上大量涌现，流行歌曲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蔓延。许多歌曲一边在流行，一边被批判。而我们也在这样纷乱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渐渐地懂得了人生最初的道理。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在学校里唱的那一批歌曲，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旋律热烈向上，铿锵有力，有很强的感召性。在集体活动中，这类歌曲是永恒的主旋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是少先队的队歌，70年代的人恐怕人人都引吭高歌过。《快乐的节日》也是从50年代传唱到我们的老歌，现在想起来，多少能勾出些我们在那段少年生活中不多见的阳光般的美好回忆来。这样的歌曲还有《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春天在哪里》等等，每首歌唱起来都好像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似的。记得国庆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组字的数万中小学生曾经共同高唱这些歌曲。许多人还发了小哨，在唱《春天在哪里》的时候吹响。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身在其中，听不出效果来。不过，几万只小哨一起吹，估计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了。

      这个时候，电视机开始进入家庭，而录音机那时还是个稀罕玩意，因此这个时期的流行歌曲除了电影插曲，很多都来自电视节目。

      1980年，日本电影《追捕》在国内造成轰动，高仓健的硬汉形象一时间代替了以唐国强为代表的奶油小生形象，成为中国男人的追捧，而电影中的《杜丘之歌》也成为中国男人的口水歌，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啦呀啦”的歌声。与《追捕》接踵而来的是日本电影《人证》，其中的主题歌《草帽歌》饱含悲情，创造了日本原唱歌曲在中国的最高流行纪录。1981年，上海电视台引进了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这是大陆引进的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剧中一个嗓音沙哑的男歌手如杀猪般嚎叫着演唱的主题歌，为老百姓所津津乐道。有个相声还把它演绎成板车拉砖时演唱的号子，博人一笑。现在查到玉置浩二演唱的这首歌，听起来远没有记忆中那样刺激。不知是流行歌曲听多了，不以为怪了，还是原唱是另一个版本。还有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正逢中国女排在世界称雄而热播，其中女主角能够神乎其神的“流星赶月”发球和“晴空霹雳”扣杀，主题歌也相当流行。

      这个时期的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对于70年代人是无法回避的，这部80年代初引进的动画片在那个12英寸黑白电视机年代引发我们这样的孩子们的收看热潮，阿童木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甚至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因为这部动画片走上了漫画道路。“十万马力，七大神力，无私无畏的铁臂阿童木。”过去20多年了，我至今还能唱出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歌。跟随《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花仙子》、《聪明的一休》（主题曲/片尾曲）等日本动画片蜂拥而至，片中歌曲也流行一时。特别是《花仙子》中青春小女生的演唱，第一次听这样的歌，令我印象极其深刻。顺便说一句，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歌曲追逐旋律的时代。我记忆中几乎所有好听的日本歌都出自这10年。到了9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风格大变，很是搞怪，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这个时期西方电影最火的当属《佐罗》，1980年该片在中国公映，观众达到创纪录的7000万人次，片中狂放不羁的西班牙风格的主题曲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印记。国产片最火的当属1981年的武打片《少林寺》，两首主题歌《少林寺》和《牧羊曲》（郑绪岚）一刚一揉，广受欢迎。

      1983年在内地播放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掀起了香港电视剧热潮，罗文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是我粤语歌曲的启蒙，这首歌连同汪明荃演唱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主题曲（青山绿水，千姿百媚，仙音杳缈，美不胜收），让我们中的许多人喜爱上了粤语歌。同一时期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更是代表了70年代一代人的记忆。好多人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激动紧张的三声枪响后，激昂的音乐响起，伴随着叶丽仪那充满男子气的演唱：“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开始上演。从街上传来的声音可以判断，电视机的频道都定格在《上海滩》了。《上海滩》的主题曲绝对称得上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作曲顾嘉辉，作词黄霑，演唱叶丽仪，缺了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位，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另一首经典电视剧插曲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由罗文、甄妮演唱，该曲和射雕英雄传里所有的配乐和歌曲一样，拥有十分高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香港流行音乐本地化的代表之作。

      很多人都写过影响70年代人的歌曲，我也凑个热闹，写写在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歌曲。由于许多具体的情况已记不清楚，我查了一些材料，用在这篇文字中，恕不一一注明了。

      我1972年生，还算赶上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1980年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物质条件、生活方式、道德观念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为这一变化的侧面反映，社会流行的歌曲往往成为时代变迁的文化标志，也烙印上生长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每个人的泪水欢笑、爱恨情仇，抑或在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我们曾经的一段故事。

      我的童年是灰色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大地震、斗蛐蛐、动物饼干、3分钱水果冰棍这样的东西，歌曲更为贫乏。记得那时候幼儿园里的老师弹一种需要脚踩踏板鼓风的风琴，带着我们这些小朋友唱着那几首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小松树》是创作于70年代的著名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露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这样的歌词相信许多70年代人都还记得。《一分钱》恐怕是70年代人最熟悉的儿歌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很快这首歌的歌词就被改成各种版本，比如“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等等。在那个年代，这可能是我们最著名的文学创作了。还有一首歌曲比较特别，名叫《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这首波兰儿歌是当时极少数不带政治教育色彩的儿歌，而且我们可以边唱边跳，所以这首歌成为幼儿园中最受欢迎的歌曲。另外，维吾尔族风格的歌曲《娃哈哈》和游戏歌曲《找朋友》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流行歌曲。

      从大人那里也听到一些歌，记得父亲那时候最爱唱《小燕子》，这是电影《护士日记》的插曲。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20多平米的小屋里，晚上熄灯后，父亲就唱《小燕子》，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还有电影《三笑》的插曲，在大人们中间都流行疯了。我当时在父母上班的工厂上幼儿园，每天回家要挤非常挤非常挤的公共汽车。有一天我受不了挤，又哭又闹，母亲的同事阿姨就给我唱了一路《三笑》。后来听那些民歌和黄梅调，感情特别深。

      粉碎四人帮后，新拍了一系列电影，几乎每部电影都有一首插曲流行。现在真是奇怪，当时的电影插曲怎么那么好听呢？这些歌曲有电影《黑三角》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李谷一）、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李谷一）、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于淑珍）、电影《归心似箭》插曲《雁南飞》，还有电影《戴手铐的旅客》的插曲《驼铃》，我喜欢刀郎，主要就是因为他对这首歌的翻唱很牛逼。另外，有几首儿童电影插曲比较有特色。《红星歌》出自1974年摄制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歌曲朝气蓬勃，现在听起来潘冬子那张灿烂的笑脸仿佛浮现在眼前。电影《闪闪的红星》还有两首民歌般诗情画意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李双江）和《映山红》（邓玉华）。歌曲《小鸟小鸟》出自电影《苗苗》，老实说，这首歌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不仅因为歌曲旋律舒展优美，还因为这部电影教会了我什么是真、善、美。

《谈一谈街舞》系列本来还要有两部分，现在我写的街舞书出版了，也不用再写了。

书名：不羁的灵魂——街舞必读之全档案

编著：秋山（本人秋日生，名中有山，故名）

出版发行：中国宇航出版社

开本：1/24

字数：120千字

书号：ISBN 7-80218-055-4

定价：29.80元

出版社内容提要：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街舞的概念，街舞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渊源，街舞的主要派系、风格和种类，街舞的动作特点，以及街舞所代表的精神内涵；对如何跳好街舞，如舞者应具有的观念和态度、各类街舞主要动作和基本术语、经典的街舞音乐，以及舞者的着装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指导；该书还回顾了街舞在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现状和发展历程。书中附有大量街舞爱好者感兴趣的经典影视、经典音乐、世界街舞赛事等信息，是街舞爱好者和对街舞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街舞、练习街舞及研究街舞不可多得的一本图书。

我的后记：

      《不羁的灵魂》这本书的诞生，源于我的一个没有完成的梦想。本来雄心勃勃想要打造一支世界级的街舞团队，同时也可以在中国开发出一个以街舞为特色的青少年时尚文化的新市场来，但是这个梦想终究没有实现。如果探究这里面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梦想的主角——中国的街舞青少年们，普遍欠缺文化的修养。的确，街舞在美国本来也是社会底层青年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不论是从街舞的学习，还是舞团的组织和管理，或是街舞市场的开发，都需要我们对这种外来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所以，一本详细介绍街舞文化的书，成为中国街舞爱好者的迫切需求。
      这样一本书有没有呢？我自然想到美国。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美国有几部介绍嘻哈文化的书，但都是关于音乐的，根本找不到一本街舞专著。在美国文化市场上，街舞的商业价值远远不能和嘻哈音乐相比，没有街舞专著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现在街舞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地传播和发展，单以美国的情况既不足以说明问题，也未必适合中国的实情。好在三年来我一直经营、管理着北舞堂街舞团队，天天亲身接触，积累了丰富的实际体验。而且，十年前我从事过很长时间的摇滚音乐方面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英文资料编译的功底。所以，这本独立编写的街舞专著就这样诞生了。
      尽管如此，完成这样一本书的编著仍然是艰难的。首先，美国的街舞历史本身就没有详细的记录，所有的资料都是口口相传而来的。并且，我们总会在这些资料中发现许多模棱两可，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地方。在美国的街舞圈子中，同样存在“同行是冤家”的情况，材料被掩盖，概念被混淆，事实被夸大，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我花了很大力气去尽量多地查阅信息，然后进行判断和筛选，有时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确定一个年份。其次，街舞还在飞速地发展变化中，而且它的历史并不久远，不论对它的历史还是现实进行准确的定义，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即使本书洋洋洒洒十数万言，仍然只是浮光掠影地拣取一些表面的事实。在概念的介绍方面，本书比较偏重旧派风格，新派的东西或许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能有明确的定义。第三，街舞的资料中存在大量美国黑人俚语，由于历史较短，它们没有被词典收录，更不用提规范的中文译法了。这样的理解困难只能通过大量的阅读来解决，我在此下了不小的功夫。而更为费心思的是街舞专有名词的翻译，是否翻译，如何翻译，成为难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我最终还是选择将最常用和最重要的英文专有名词翻译成中文（只有B-Boy这个词例外）。这样的名词大约有500个，对于习惯于直呼英文名称的街舞爱好者来说可能感觉有些怪怪的，但我仍认为这样做不失为一次开创性的、有益的尝试。
      幸运的是，在我自己的努力之外，我还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在汉城留学的小兄弟马超，在北京工作的韩国B-Boy申一镐，原北舞堂的B-Boy肖舰、范振、孟宁和嘻哈舞者刘涛，疯克舞者黄景行为本书拍摄了许多动作照片，我的老朋友、北舞堂的创立者之一祁峻为我提供了一些日文方面的支援，北京知名的社交人士、经纪人胡笳小姐也代为疏通了不少关系，非常感谢你们。
      最后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这是一本街舞知识的读本，不能当作舞蹈练习的教材——单靠看书是学不会跳舞的。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为街舞爱好者们提供了街舞的知识和理论，使他们提高街舞文化的修养。
      请记住：高手最终都是高在头脑上，而头脑是需要文化知识来武装的。

　　受香港、台湾的影响，广州的街舞及其嘻哈文化出现较早，据说1993年就举办了霹雳舞比赛，使街舞迅速在全省普及。街舞一词就是最早在广东地区传播开的。其实在美国并没有一个词语来统称嘻哈文化中的舞蹈，街舞（Street Dance）只是美国西海岸的叫法，在纽约人们只称呼具体舞种的名字：Hip-Hop、Breaking、Popping等。而倾向于东岸的嘻哈人士，比如B-Boy们就不太喜欢用街舞这个称谓了。是日本人较早使用街舞这一统称，而霹雳舞这个词也是日本人的创造，随电影《霹雳舞》流传至今。广东的街舞受纽约风格和韩国的双重影响，以霹雳舞为主，也有一批高水平的机械舞者，其中STO和Tripline是比较有名的舞团。由于多年来街舞团体之间的竞争，近年来广东的街舞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舞者们普遍存在地域思想，不愿跨足南岭以北与其他地区的团队比赛交流，但广东仍是全国街舞甚至嘻哈文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上海的街舞受日本、台湾的影响较大，新派街舞的水平领先全国，锁舞、机械舞有一些高手，霹雳舞以风格动作为主。也许和风情性格有关，上海以及江南一带较少有出色的霹雳舞团体。活跃于2000年前后的TNT组合是最早的以街舞为特色的嘻哈歌舞组合之一，虽然现在组合早已解散，但其中一些成员仍从事街舞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很早就开办了系统、正规的街舞培训。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群众基础又非常好，所以上海的街舞市场很有发展前景。
       北京街舞文化的崛起虽然较晚，但最具有代表性。1996年至1998年全国大刮“韩流”风，北京是重灾区。北京，甚至全国的街舞概念就是随这股“韩流”而来的。韩流过后，北京涌现了大批街舞少年。他们各自组队模仿学习韩国组合的舞蹈，在青少年聚集的场所表演。但当时街舞少年的结合颇为松散，也没有正规的市场操作，在全国几乎没有影响。1998年来北京的发展的“BOB心跳男孩”组合以嘻哈歌舞为特色，是最早的嘻哈组合之一。2000年，北京的一家韩国公司也成立了一个名为T.N.T的组合，派成员赴韩国进行舞蹈培训，这可能是中国青少年第一次在韩国接受正规的街舞培训。可惜的是，北京T.N.T组建一年便解散，其中主要成员加入了2002年初成立的北舞堂舞团。半年后，北舞堂迅速成为全国最有名的街舞团体之一。北京街舞的风格比较全面，而且水平都是全国一流的，这得益于韩国舞者在北京的教学和交流活动。另外，随着几项全国大赛在北京的举办，凭借首屈一指的文化影响力，北京成为中国街舞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
      除了上述三地，全国几乎每个地方——大到省会城市，小到富裕的乡镇，都可以看到街舞少年的身影。河南郑州由于中原武术文化与街舞关系密切，霹雳舞舞蹈起步较早。华中重镇武汉九省通衢、资讯发达，出现了“特别团体”等在全国比较活跃的舞团。东北三省鲜族文化影响较大，对来自韩国的街舞接受非常快，水平在迅速提高。西南地区的重庆、昆明、成都等地街舞日渐活跃，涌现许多后起之秀。其他城市，如海南、南京、成都、昆明、青岛、合肥、南宁、西安、厦门、呼和浩特，甚至乌鲁木齐，都有一批新生的优秀街舞团体。

      2003年下半年，街舞在媒体的爆炒下迅速升温，成为最为热门的青少年文化现象，出类拔萃的街舞者迅速成为青春偶像。而作为时尚，街舞进入健身中心，并在各个艺术院校中广为传播。在大学校园中，街舞社团纷纷涌现；课余时间从事街舞活动的中学生则更为普遍。
      2002年11月，中央电视台3套《舞蹈世界》节目，拍摄了以街舞为主要内容的嘻哈专题节目，北舞堂舞团表演了其中大多数舞蹈。这是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首次全面介绍街舞文化。200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电视街舞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街舞比赛，至今这个比赛进行了三届。“电视街舞大赛”虽然首开街舞比赛先河，但由于糅合健美操等不相关的内容，有一种十分外行和业余的感觉。在首届中央电视台电视街舞大赛举办的同时，中国移动举办了“动感地带中国大学生街舞挑战赛”。这个比赛仅在大学校园里举办，但也有一些非大学生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主要是推广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产品，在商业开发和宣传方面做得很到位。但受校园街舞水平所限，比赛水平不高。近年来，比赛操作方有意引入各地的知名街舞者参与比赛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花很少的钱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外知名的街舞者开始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偶尔能看到他们在俱乐部中跳舞。随着21世纪初街舞热潮的到来，一些商业机构开始邀请国外著名的舞者来中国表演和授课。2004年和2005年，“电子布加洛”舞团两度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参加活动并授课。韩国的著名B-Boy经常往返于中韩之间，有的在中国一待就是几个月。2005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街舞比赛“年度斗舞大赛”首次举办了中国区比赛，这是国际街舞赛事第一次落户中国，引发全国街舞爱好者参赛热潮。来自香港的团队Fabulous最终获胜，代表中国参加同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总决赛。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街舞人士新的掘金地。（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