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总而言之

      一口气读完了《追我魂魄》，眼睛湿润了不知多少回。我一直强迫自己保持着快速的阅读速度，我害怕自己如果稍作停留品味一下的话，我的眼泪将肯定会夺眶而出。虽然没有哭，但这篇文字让我的心底颤抖不停。这样强烈的震撼我从未体会过，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有。我看到在这篇文字的中间，漂浮着一点一点闪光的魂灵，那是我心中一直模糊着的我们民族的魂灵。现在我看清了，普通的中国人，真实的民族魂，让我无法不投向她，攫取她在我的身上。使我今后，能活得更像个人。
      感谢作者，感谢《读库》。

《乔家大院》热播，片子拍得不错，演得也不错，可就是座席的位置有错，而且每集都出现，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中国传统以左为上。在座席上，地位高者、年长者以及来宾要坐在地位低者、年少者或者主人的左手边。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依旧保留着这一传统。而西方社会以右为上，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访客时，来宾坐在主人右手边的座位上，这是依照西方社会的外交礼仪而来的，与我们的传统正好相反。

《乔家大院》描写的是清末至民国的晋商生活，使用的却是现代西方的外交礼仪，真是闹了个大笑话。本来是我们传统上最普通的常识，现在却不为我们许多人所知晓，连央视大片都搞错，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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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到一场奇异、荒诞、刺激、精彩的人间大戏正在徐徐地开启了大幕，而我就站在这刚刚拉开了一道缝隙的大幕底下，不知道是走进去在舞台上表演，还是走出去在座位上观看。“花儿”有思想，只不过我不太明白，那是他们的思想，我在勉强地体验，因为我还眷恋“那人世间的痴迷”。所以我准备走上台去与“花儿”一起歌唱，让“花儿”简单我的大脑，纯洁我的眼睛，年青我的笑容，点燃我的欲望。有了“花儿”，人间的戏会很美丽。
　　“花儿”是幸福的，天才少年大张伟让人羡慕死了。他有得力的武器来表达自己，好听的音乐和动人的歌喉。不管它是不是punk，不管它像不像Green Day，这样的音乐对于他们合适自然。对于更多有同样想法而没有得力武器的少年们来说，他们会把“花儿”当作代言人。“花儿”是代言人吗？也许“花儿”从未想过，也许想了也不会承认。但是，倘若所有的少年都被《幸福的旁边》感动，那会是一片多么美丽的景色。
　　景色，是春天的景色。
　　“花儿”摇摆着，引诱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春天。就这样，北京新音乐的春天去了又来了，我们的春天去了他们的春天来了。虽然这不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春天，但是它多了前所未有的色彩，让这个春天更像一个春天。我盼望着春花烂漫的时候，所有根已经枯萎的美丽的脸一定会在心灵泉水的滋润下绽开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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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初，新蜂音乐推出了“花儿”乐队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傅翀约我写篇稿子，我就写了篇《春去春又来》，上面那些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状态比较低迷，重回唱片公司工作，在喜洋洋做企宣，心里一面哀哀怨怨，一面又愤愤不平。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写“花儿”乐队，实际在写我自己。
      “花儿”的故事要从1998年的忙蜂酒吧说起。
      忙蜂（Busy Bees）酒吧在东四九条的胡同口，经常有乐队演出，又地处市中心，不论早晚吃饭方便，很受人们欢迎，成为1998年北京的摇滚据点之一。有一阵子，“麦田守望者”乐队每周五晚上都在那里演出，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朋友间聚会的日子。演出前后，大伙儿包几个座，胡乱地喝些扎啤、扯些闲篇，人来人往，吆五喝六，很是热闹。
      傅翀与“麦田”的萧玮都是东四一带的，早年也同在中图门市部混过。“麦田”组建后，傅翀成为“麦田”的铁杆歌迷和拥趸，自然也是经常在忙蜂出没。那个时候，傅翀正在宋柯和高晓松合开的麦田唱片做企宣，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有一次，“麦田”的贝司手大乐说在他们家那片发现了一支乐队，向大家推荐。问具体情况，大乐除了知道是几个中学生，其他的也说不清楚，只是让大家给联系在忙蜂演一下。这支乐队演出的那天去了很多圈里的朋友（忙蜂的顾客多是圈中人，不懂音乐的很少），乐队的歌让现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尤其是那首“放学啦”。4个孩子在台上很耍得开，个个演得十分卖力。尤其是鼓手，抡圆了膀子敲，我真怕他那俩胳膊飞出去。演出中间，大乐问我，怎么样？我说，鼓手真好！哈哈！与音乐相对比的是，乐队的器材实在太简陋了。傅翀摇着头对我说，你瞧主唱那根吉他线，塑料线都打着卷呢。这么好的乐队，真可怜。这一晚，这支小乐队的处子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在大家的要求下，他们唱了自己所有的歌，“放学啦”还唱了两遍。
      演出结束，又是喝酒聊天时间。傅翀到吧台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这支乐队的经纪人。一年前，我和“麦田”刚刚不愉快地分了手，对于傅翀这个提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我很喜欢小乐队的歌，并且也看到了他们的希望，所以我嘴上揶揄着，没有明确表态。我叫来小乐队的主唱和鼓手，对他们说我很喜欢他们的歌，认为他们很有前途，互相留个电话，以后他们的事我可以多帮忙。两个小孩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嘴里哼哼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有笔吗？俩人在身上四处乱摸一通，没有。我向吧台里要了笔，没有纸，于是我掏出兜里的中南海，把硬翻的盒盖撕下来。主唱在上面写了“张伟”两个字。
      这一天过后没出两个星期，我听说傅翀签下了张伟他们，从麦田唱片辞了职，找到合伙人共同开了家公司“新蜂音乐”（New Bees）。这一切进行得如此神速，让我大为惊诧于傅翀的魄力和能力。事实证明，傅翀的这一步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花儿”乐队。关于“新蜂”，我老觉得是傅翀从“忙蜂”得来的灵感。他开了公司后，列嘴笑着说：New Bees，牛逼死啊！哈哈！
      傅翀做“花儿”是他的一次人生赌注，他倾尽了全力，“花儿”一天天地成长，新蜂音乐一天天地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傅翀的敢想敢干，让我很是佩服。“花儿”乐队后来与新蜂分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人大了，成熟了，复杂了，有新的要求了，就要高飞了。艺人与唱片公司的关系历来如此。只不过，有的好合好分，有的好合不好分。闹到法院上去解决，搞成丑剧一幕，对不相关的人来说是个人心曲直的谈资，对于相关的人来说是一部很好的教材。更多的人，回首往事，不外乎叹息两三声。

光明大道

词曲：张楚 

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你还年轻，他们老了，

你想表现自己吧！

太阳照到你的肩上，

露出你腼腆的脸庞。

你还新鲜，他们熟了，

你担忧你的童贞吧？

青春含在你的眼里，

幸福写在我背上。

尽管不能心花怒放，

嘿，嘿，嘿，别沮丧，

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我们穿着新棉袄，

天空树木和沙洲，

挺起了胸膛向前走。

嘿，嘿，嘿，别害臊，

前面是光明的大道！

      1994年夏天，刘恩和苏阳突然找到我，邀请我做他们乐队的经纪人。苏阳说，一个乐队总要有个经纪人的。我和王小峰、金兆钧这些人这么熟，又是工大的学生，正合适。后来的事实证明，苏阳的眼光还是相当敏锐的。我的出现，使“麦田守望者”的发展避免了许多弯路，甚至可能使它避免了像当时许多乐队那样风风火火组建、潦潦草草散伙的命运。我为此事向王小峰征求意见，他劝我不要做：全世界的乐队经纪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可是我很喜欢这份差事，一种摇滚音乐的理想在我胸中激荡。我接受了乐队的邀请，虽然那时候我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品。后来我发现乐队的歌非常出色，受到圈里圈外几乎所有人的称赞，我感到很骄傲。不幸的是，王小峰的眼光同样敏锐，后来在乐队起飞的那一刻，我黯然离开了他们。
       萧玮是怎么加入乐队的，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苏阳的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反正跟刘恩、苏阳他们挺合拍的，就来做主唱了。大乐是别人介绍来的，是个工人，又在工大上夜校。大乐的哥们儿的女朋友是工大广播站的，就是“免贵姓桂”的桂老师，和方老师一块参加工作的，我也很熟。总之，是一大堆圈套圈的关系。后来，大家一齐想乐队的名字，“麦田守望者”是谁的提议我想不起来了，萧玮或者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就我们俩属于文艺青年一类的。乐队排练了自己的作品：风景、牺牲、My Sunday什么的。
      我以“麦首乐经”身份操办的“麦田守望者”的第一次公开演出，是1994年12月27日在东直门外轩豪夜总会的摇滚party。轩豪夜总会是原来的十字坡电影院，后来又改作东方金柜KTV什么的，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当晚演出的还有超载、石头、面孔和皇冠。怎么找“麦田”的记不清了，好像跟《摇滚北京II》有关。另外几支乐队当晚都演唱了收录于《摇滚北京II》里面的歌曲，而这张专辑的文案正是我写的。
      第一次作为乐队经纪人谈演出，又是第一次进夜总会这种地方，我当时怯生生地。那天晚上，在现场还有我的一个熟人——摄影师聂征。他喜欢到处拍摇滚演出和摇滚人物，手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照片资料，但从来不给别人看。那天晚上，他在轩豪的过道里给我拍了几张。后来吹嘘说拍得如何如何好，但就是不给我看，气得我干瞪眼。当时“麦田”还不认识聂征，聂征也没注意“麦田”。否则，“麦田”的签约恐怕要提早1年。
      关于麦田这场演出，我在当年12月30日写的《1994最后的摇滚之夜》中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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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支上场的乐队是“麦田守望者”，这是一支刚刚组建的、由刚毕业的和在校的大学生组成的乐队。他们的参演主要是为别的乐队做暖场。尽管名气不大，但许多人仍然饶有兴味地看完了他们的表演，其间不时地评点一二。“守望者”们表演了五首歌曲，这些歌都不长，听众对快歌的反应不错，其节奏鲜明有力，富有旋律性。尤其是“My Sunday”“天黑天亮”“牺牲”几首较为成功。但是“守望者”的技术与他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使好歌缺少好的演绎，是其表演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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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记述写得太客气了，实际上当时现场对“麦田”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的冷淡。主要是因为“麦田”首次登台，太紧张了，而且跟同台的乐队相比（第一个上场的是“超载”），技术又不过硬。其实最紧张的是我，当时我躲到场地最后面，靠着墙，憋着不敢喘气，身上全是汗。

“阿爸！”
“哎！”
“馒头出来网友看了吗？”
“看了。”
“馒头出来无极去哪儿啦？”
“蒙外国人去了。”
“外国人能吃它那套吗？”
“做梦吧！”
“馒头、无极、网友成了热闹的一家！”

“阿妈！”
“哎！”
“无极有馒头好看吗？”
“NO！NO！”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它？”
“被骗了！”
“被骗了心里能好受吗？”
“堵啊！”
“所以大家就在网上一齐骂。”

“宝贝！”
“啊？”
“凯子把胡哥给告啦！”
“哦？”
“肚量小得简直让人笑话！”
“天哪！”
“还请了一群律师哪！”
“哦，My god!”
“无极的意思就是无耻至极呀！”
“噢！明白啦！”

——摘自网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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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守望者”的出现为许多人的摇滚神经注入了一丝兴奋。近几个月来，我听到不少人说，这个乐队不错。滚圈人士认为这支乐队有希望。其原因何在？我想是由于“麦田守望者”与其他乐队的不同。     经常有人对“麦田”说，你们的样子跟我想的不一样。这很自然，因为“麦田”的四个成员都读过或者正在读大学，而且依旧保持着学生本色。稍微不同的是，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刘恩是个好学生，苏阳是个坏学生，大乐是个不好不坏的学生，肖玮是个看不出好坏的学生；不过他们都是懂事的学生。刘恩、苏阳和大乐是同一所大学的，肖玮是苏阳的朋友。乐队名是肖玮是起的，当然是copy那本书的，因为他们喜欢。

   “麦田”毫不忌讳谈别人对他们的影响，比如U2、Sex Pistols、R.E.M.、Jesus & Mary Chain、Radiohead、Cure、Green Day……对这些乐队的学习带来了“麦田”的音乐主张：好听的、有力度的、兴高采烈的摇滚。“麦田”讨厌玩怪，认为那不是正路；也不想玩思想，少年老成都是装出来的。“麦田”有自己的定位：真实地表达现在的生活中的感受。从Heavy Metal到Punk是“麦田”走过的路。Heavy Metal的影响只有一瞬，乐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它。因为乐队如此热爱英国摇滚，他们看重的是其中的音乐内涵，而不是外在的疯狂。

    刘恩是乐队的灵魂，负责作曲。虽然弹了七、八年琴，但自打上大学后就没用心练过。有一次为准备一场Party走台时，一个玩Metal的吉他手说“这小子根本不会弹琴”，刘恩还嘿嘿地乐着对我说：“这就对了”。但是，许多圈中人士对我说刘恩是个好吉他手。这是因为刘恩用并不深的技术弹出了深的感觉。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好象“麦田”除了感觉就再没有值得夸耀的了，一俊遮百丑了。但是技术依旧是个问题，需要“麦田”解决。

    丑总是有的。毕竟“麦田”还年轻，音乐中借鉴的成份较多。挖掘自己的生活需要时间和努力，“麦田”也常常一起讨论该怎样去做。讨论没有结果也无所谓，他们就高兴地去生活，答案总是在生活中。好在“麦田”已有自己的音乐，他们现在不迷茫。

　　在Poachers的演出中有人说，“‘麦田守望者’超越了技术和形象。”我想这是对这支乐队的最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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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下半年我采访了北京的8支摇滚乐队，写了篇《北京地下音乐考察报告》，这是其中的最后一篇。其实当时我就是“麦田守望者”的经纪人，这篇文章有点自吹自擂的意思。这个“报告”在《中国百老汇》上发表后，苏阳还埋怨我不该把“麦田”放在最后。后来才觉得苏阳说得很对，我当时就是有一种既想当小婊子又想立小牌坊的心态。

　　关于我和“麦田”的故事是这样的：

　　1992年新学期开学不久，就有人告诉我3系来了个新生叫刘恩，吉他玩得特好。有一天中午，在新食堂门口我和刘恩远远地打了个照面。他人高马大，被几个同学簇拥着，笑眯眯的，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我当时已经是学校著名的摇滚粉丝了，看到刘恩这个样儿，心里有一些不屑。后来，刘恩告诉我，他最初对我的印象也不太好。我们哈哈笑着说，彼此彼此。

　　学校广播站分配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叫方辉，人长得特客气，憨憨的，戴副黑边眼镜。但玩电吉他，认识滚圈很多人。我因为在广播站做摇滚音乐节目，很快就和方老师混得很熟。方老师的宿舍也在1号楼，我晚上经常串到他那，听听歌，聊聊天。方老师学中文的，爱一个女孩爱得天翻地覆的。但是女孩的父亲认为学中文的找不到好工作（当时确实是这样），而且方老师又跟摇滚混在一处，“不三不四”的，所以极力反对女儿跟方老师交往。方老师为此特别苦闷，常常跟我聊这个，每晚独自在宿舍里以练琴排忧。

　　一天晚饭后，我溜达到方老师的宿舍。他告诉我学校里有几个人搞了个乐队，天天晚上排练，要不要去看看？我跟着方老师到2号楼音乐教室一看，正是刘恩等几个人，打鼓的是苏阳，另外有两个刘恩的同学。乐队的名字是“工大电声小乐队”，这就是“麦田守望者”的雏形。“小乐队”当时排练“你知道我的迷惘”等歌，刘恩兼主唱。但是他的嗓音又高又尖，很不受大家欢迎——刘恩一直有主唱情结，但自打工大电声小乐队之后就再也没被允许唱过主唱。排Every Breath You Take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唱一把，结果怎么也找不准进唱的拍子，被苏阳奚落一番。从此，对于摇滚我也是只说不练了。

　　小乐队排练了一阵子就没动静了，我却组织起我的音乐社团PMC来。但和刘恩算是认识了，偶尔也接触一下。一个学期之后，方老师辞职下海，找了家房地产公司任职。刚开始听说他干得不错，后来终于失去了联系。那个时候正是房地产行业大发展的初期，如果方老师一直干下来，现在应当发家致富并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苏阳在1993年毕业，工大电声小乐队彻底解散。直到1994年，苏阳重回工大，再组乐队，起名为“麦田守望者”，开始了漫长而奇异的音乐之旅。

馒头这回发大了，形成继“超级女生”之后第二个媒体与网民互动爆炒的高峰。最先是陈红说，然后陈凯歌说，经纪人说，胡戈说，曾志伟说，张艺谋说，陆川说，王小峰说，王自强说，洪晃说，硅谷动力说，天涯网站说，几个大学教授说，十几个影评人说，几十个律师说，几百家媒体说，几千万网民说……馒头在你一嘴我一嘴的吐沫星子里越发越大了！谁都不知道这事儿要往哪儿发展，但大家都在帮忙着它的发展。这能不能总结出一个网络社会特有的经济学原理来？谁要好好研究一下，拿诺贝尔奖有戏！

见过能写的，没见过这么能写的！想到的，他写了；想不到的，他也写了。10亿人民想说的话，都让他给写了。我仿佛看到他俯在电脑前，深情地说：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和我有关。

三呼天哪！

        这是一个老段子，前两天忽然想起来，还觉得有意思，写在这里充个数。

        姐妹俩人，母亲早逝，惟一的亲人父亲也不幸亡故。在父亲的葬礼上，来了许多姐妹俩人从未见面的远亲。妹妹对其中一个男青年一见钟情，但碍于葬礼没有和他接触。此后两年间，姐妹俩相依为命，妹妹对男青年朝思暮想。忽一日，姐姐意外死亡，被确认是谋杀。试分析凶手是谁以及杀人动机？

        据说这是美国情报部门测试人有没有变态心理的测试题。这个题目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答案，不要质疑题目的合理性，也不要再追问任何线索，得出答案的全部线索都已经在题目里。如果你在10分钟内想出这个答案，恭喜你：你很变态！

（测试：胡锦涛、八九六四、人权、政府、共产党、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