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rd Feb 2006
一篇文字与它背后的一段生活：那时花儿开
我现在看到一场奇异、荒诞、刺激、精彩的人间大戏正在徐徐地开启了大幕，而我就站在这刚刚拉开了一道缝隙的大幕底下，不知道是走进去在舞台上表演，还是走出去在座位上观看。“花儿”有思想，只不过我不太明白，那是他们的思想，我在勉强地体验，因为我还眷恋“那人世间的痴迷”。所以我准备走上台去与“花儿”一起歌唱，让“花儿”简单我的大脑，纯洁我的眼睛，年青我的笑容，点燃我的欲望。有了“花儿”，人间的戏会很美丽。
“花儿”是幸福的，天才少年大张伟让人羡慕死了。他有得力的武器来表达自己，好听的音乐和动人的歌喉。不管它是不是punk，不管它像不像Green Day，这样的音乐对于他们合适自然。对于更多有同样想法而没有得力武器的少年们来说，他们会把“花儿”当作代言人。“花儿”是代言人吗？也许“花儿”从未想过，也许想了也不会承认。但是，倘若所有的少年都被《幸福的旁边》感动，那会是一片多么美丽的景色。
景色，是春天的景色。
“花儿”摇摆着，引诱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春天。就这样，北京新音乐的春天去了又来了，我们的春天去了他们的春天来了。虽然这不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春天，但是它多了前所未有的色彩，让这个春天更像一个春天。我盼望着春花烂漫的时候，所有根已经枯萎的美丽的脸一定会在心灵泉水的滋润下绽开灿烂的笑容。
1999年初，新蜂音乐推出了“花儿”乐队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傅翀约我写篇稿子，我就写了篇《春去春又来》，上面那些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状态比较低迷，重回唱片公司工作，在喜洋洋做企宣，心里一面哀哀怨怨，一面又愤愤不平。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写“花儿”乐队，实际在写我自己。
“花儿”的故事要从1998年的忙蜂酒吧说起。
忙蜂（Busy Bees）酒吧在东四九条的胡同口，经常有乐队演出，又地处市中心，不论早晚吃饭方便，很受人们欢迎，成为1998年北京的摇滚据点之一。有一阵子，“麦田守望者”乐队每周五晚上都在那里演出，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朋友间聚会的日子。演出前后，大伙儿包几个座，胡乱地喝些扎啤、扯些闲篇，人来人往，吆五喝六，很是热闹。
傅翀与“麦田”的萧玮都是东四一带的，早年也同在中图门市部混过。“麦田”组建后，傅翀成为“麦田”的铁杆歌迷和拥趸，自然也是经常在忙蜂出没。那个时候，傅翀正在宋柯和高晓松合开的麦田唱片做企宣，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有一次，“麦田”的贝司手大乐说在他们家那片发现了一支乐队，向大家推荐。问具体情况，大乐除了知道是几个中学生，其他的也说不清楚，只是让大家给联系在忙蜂演一下。这支乐队演出的那天去了很多圈里的朋友（忙蜂的顾客多是圈中人，不懂音乐的很少），乐队的歌让现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尤其是那首“放学啦”。4个孩子在台上很耍得开，个个演得十分卖力。尤其是鼓手，抡圆了膀子敲，我真怕他那俩胳膊飞出去。演出中间，大乐问我，怎么样？我说，鼓手真好！哈哈！与音乐相对比的是，乐队的器材实在太简陋了。傅翀摇着头对我说，你瞧主唱那根吉他线，塑料线都打着卷呢。这么好的乐队，真可怜。这一晚，这支小乐队的处子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在大家的要求下，他们唱了自己所有的歌，“放学啦”还唱了两遍。
演出结束，又是喝酒聊天时间。傅翀到吧台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这支乐队的经纪人。一年前，我和“麦田”刚刚不愉快地分了手，对于傅翀这个提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我很喜欢小乐队的歌，并且也看到了他们的希望，所以我嘴上揶揄着，没有明确表态。我叫来小乐队的主唱和鼓手，对他们说我很喜欢他们的歌，认为他们很有前途，互相留个电话，以后他们的事我可以多帮忙。两个小孩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嘴里哼哼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有笔吗？俩人在身上四处乱摸一通，没有。我向吧台里要了笔，没有纸，于是我掏出兜里的中南海，把硬翻的盒盖撕下来。主唱在上面写了“张伟”两个字。
这一天过后没出两个星期，我听说傅翀签下了张伟他们，从麦田唱片辞了职，找到合伙人共同开了家公司“新蜂音乐”（New Bees）。这一切进行得如此神速，让我大为惊诧于傅翀的魄力和能力。事实证明，傅翀的这一步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花儿”乐队。关于“新蜂”，我老觉得是傅翀从“忙蜂”得来的灵感。他开了公司后，列嘴笑着说：New Bees，牛逼死啊！哈哈！
傅翀做“花儿”是他的一次人生赌注，他倾尽了全力，“花儿”一天天地成长，新蜂音乐一天天地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傅翀的敢想敢干，让我很是佩服。“花儿”乐队后来与新蜂分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人大了，成熟了，复杂了，有新的要求了，就要高飞了。艺人与唱片公司的关系历来如此。只不过，有的好合好分，有的好合不好分。闹到法院上去解决，搞成丑剧一幕，对不相关的人来说是个人心曲直的谈资，对于相关的人来说是一部很好的教材。更多的人，回首往事，不外乎叹息两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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