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总而言之

      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西南角有个叫福缘门的地方，原本就是圆明园的一个宫门，后来变成了一片村落。村子口在通向颐和园的大路上，有一座叫达园的古式庭院，据说它是圆明园惟一存世的院落，里面住着部队的高官。沿着达园门口的小路往里走，大约1里多地，民房开始稠密起来。最外面沿街的民房里，住着许多搞美术或者叫不上名字的奇奇怪怪的艺术的艺术家。他们的房子往往涂上红红绿绿的颜色，挂上匾额门牌。陌生人不必打听就会知道：哦，里面住着个画家。所以，这个村子又被叫作画家村。
      1995年上半年的时候，苏阳和刘宇搬进了画家村。
      刘宇也是工大的，比苏阳大一届，好摆弄个音响器材什么的，在大学时就和苏阳混在一起。他此前跟着望哥到深圳闯世界，刚刚归来，有些积蓄，尚无生活目标。苏阳此时辞掉了工作，除了乐队别无它事。画家村又便宜、又方便，还有刘宇周济，是个静观时局、再谋发展的好地方。
      傅翀在“麦田守望者”第一张专辑发行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这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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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年的夏天，乐队在圆明园画家村租了一间民房排练，那是一段乐队集中整理作品和苦练技术的日子。苏阳辞去了工作，每天闷在屋里练鼓，而生活全靠大学时代的死党刘宇周济（这家伙后来成了“红星”的录音师）。贝斯手大乐那时要靠疯狂加班来换取一些倒休时间来排练。刘恩则经常要往返于北工大和圆明园。萧玮干脆以各种奇怪的借口不去上班。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段真正的乐队生活，简单而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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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刘宇的嘴里，他将这段简单而执著的生活说成是对自己的考验。“磨练意志！”这是他当时常常说的一句话。
　　画家村中有条小河，与进村的那条小路成十字交叉。沿着小河的北岸是画家村另一条干道。每到中午和傍晚，这条干道上挤满卖吃食的小贩。我去画家村，常常看到苏阳和刘宇为买几个包子、几个小菜而争论，于是对刘宇的“磨练意志”有了深切的体会。对未来的憧憬与艰难的现实之间反差如此强烈，对于这两个心比天高的人来说，确实是对意志的大磨练。后来，刘宇功成名就成为著名录音师（起别号刘一宁），苏阳也如愿以偿成为有钱人（被戏称“中国最有钱的鼓手”），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画家村包子的滋味。
      有一阵子，刘宇和苏阳还在北大南门的“潜水艇”迪厅找了个工作，一个做DJ，一个做灯J。这俩人把“潜水艇”搅和得乌烟瘴气，各色神头鬼脸的人物以及摇滚青年往这里集合。刘宇善用重金属来挑动气氛，惹得摇滚青年们在舞池里手舞足蹈，有的做吉他solo状，有的做敲打军鼓状。苏阳把灯打得暴闪，一曲终了，冲着下面疯狂的摇滚迷说：成了，把你们的拨片和鼓槌都收了吧，回家了。一夜的工作到此结束。
      画家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并不寂寞。除了乐队排练之外，还会有许多访客，比如聂筝、詹华、刚刚签约红星的张亚东、在“潜水艇”唱《夜太黑》的女歌手尚蔚，还有刘恩的发小儿朴树。朴树和刘恩都是北大子弟，住得近，来得勤。那时候他整天无所事事，被高晓松看上了，在谈签约麦田音乐的事情。朴树那时候就挺沉默寡言的，也从来没给我们唱他的歌。一提到这事儿，刘恩总是把手一挥：“他写的都是流行歌，跟我们不一个路数。”所以，除了切走我几张珍贵的CD之外，朴树终于也没有和我们有什么音乐上的交流。
      但是，朴树好像跟尚蔚挺聊得来的，老在画家村的小屋里聊天。有一次被苏阳看到了，立刻把这个消息发布给大家：太有意思了，朴树和尚蔚，俩结巴，坐在小屋里面对面谈人生呢。太有意思了！哎呦，俩人那个掰持呦！苏阳龇着他那口烂牙，把这事儿说得惟妙惟肖，乐倒了一地人。一旁的朴树把眼睛躲在长头发后面，红着脸，抿嘴嘿嘿地乐……
      入冬的时候，画家村住不了人了。苏阳说，这里都是刁民，得想个办法搬走。于是，在租期就剩下两天的时候，乐队以演出为名把值钱的音响器材全都搬走。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现在，画家村应该早就拆迁了吧。

      在乐队逐渐活跃起来的同时，乐队成员对主唱萧玮的意见开始出现，并日渐增长。大家认为萧玮的嗓音条件不太好，作为乐队音乐的演绎者，这个缺点给乐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与红星接触之后，詹华、聂筝等人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许巍甚至还推荐“飞”的吉他手来担任“麦田”的主唱。萧玮当时还没有完全展现他的才华，自信心也不够，当身边所有人都这样说的时候，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十分痛苦。

      终于，乐队决定采用公开招聘的方法，试着找一找更好的主唱。我把这个想法跟王小峰说了，他又转告给时任《北京青年报》记者的戴方。戴方一听，兴奋得不得了，说这可是中国第一个乐队招聘的广告啊，太有意思了！1995年6月4日，这个中国第一的招聘广告诞生了。

 

      广告中的“小宇”就是我，一个多星期里，我的呼机不断地收到应聘人的电话。招聘的工作也分几轮，像现在的海选似的。第一轮，来应聘的人集中到龙虎钢琴酒吧，唱卡拉OK。一共来了几十人，搞了好几场。萧玮一直在后边默默地看，别人和他说话他也爱搭不理的。初试选出了几个人，参加最后一轮面试。这场面试是在红星的录音棚里举行的，面试者点唱摇滚歌曲，全部由乐队伴奏唱现场。伴奏的乐手都是红星的签约艺人，具体是谁记不清了，反正规格极高，极其专业。红星的艺人、企宣都跑来看，挤了一屋子人。面试从下午一直进行到天黑，几个参加面试的歌手唱得还算不错，其中一个唱“黑豹”的给人印象深刻，但是大家都觉得差了点什么。最后一个唱完后，詹华、聂筝把乐队几个人叫到一起商量，萧玮蹲在远处等待着结果。后来，当大家告诉萧玮还是用他当主唱时，他激动得眼泪都留下来了。许多年后，萧玮跟我提到这一幕时，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一直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真高兴，真高兴。”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广告招聘乐队主唱事件以没有招到主唱而结束。但是，在这个持续了一个月的招聘活动中，我认识了许多热爱摇滚的朋友。他们有些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唱过歌，却凭着一份喜爱参与其中，非常真诚，非常投入。有些人积极地与我们接触，成了丰泽园的常客，从我们这里了解了摇滚音乐，也许从此与摇滚结缘。这次招聘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是一场难忘的经历和一个难得的收获。而收获最大的，我认为是萧玮。从此以后，他积极地钻研和提高自己的演唱，积极地参与乐队的工作，逐渐成为乐队的核心。而他的创造性的工作和不可替代的演唱风格又反之使乐队获益，直至今日。

      1995年，到深圳闯世界的望哥回到北京，与别人合伙承包下丰泽园饭店二楼的一家歌厅，起名“龙虎钢琴酒吧”，做起买卖来。望哥是个老江湖，与苏阳等工大的那一拨势力久有渊源。他欣然同意“麦田”到他的场子里排练，一方面可以给场子提升点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也满足他自己呼兄唤弟的老大习气。
      那时候天已经热起来，我在实习，有充分的时间和乐队在一起，终日混在那个不见天日、冷气森森的歌厅里面。每天中午起来，由望哥带领到旁边的胡同里去吃“李连贵熏肉大饼”或者东北乱炖。下午，乐队在大厅排练，我和望哥在旁边就着个小桌喝茶聊天。晚上歌厅营业，我们坐在吧台喝喝啤酒或者唱唱歌。凌晨时分，我们与歌厅小姐服务员一帮子人又会跑到虎坊桥吃宵夜。宵夜之后，回歌厅包房里睡觉，直至次日中午起床。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往往一连好几天，过得倒很自在，人没有什么想法，感觉生活飘飘荡荡的。啤酒没少喝，连撒尿都是啤酒。
       “麦田”在丰泽园最大的收获是我把乐队介绍给红星。红星音乐生产社，曾是中国摇滚音乐的一面旗帜，当时声名渐起。我向红星的企宣詹华推荐我的乐队，约他来看看。他没过几天果然来了，另外还有摄影师聂筝以及来自西安的摇滚歌手许玮和他的乐队“飞”的吉他手。我当时对“麦田”的音乐心里没底，除了几场不太成功的演出之外，“麦田”的音乐还从来没有被专业人士评论过。而且，他们的排练一直乱哄哄的，大家经常争来争去，我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当乐队的第一首歌唱完后，坐在前面的许玮竟然鼓起掌来。我以及乐队都懵了，心里直犯嘀咕：客气呢吧，这是。可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要求“麦田”再多唱几首。聂筝和詹华坐在后面的吧台边，冲我直招手。我走过去，聂筝瘪着脸——他一认真就这样——对我说：“这乐队不许给别人啊，签红星了。”詹华他们走的时候，许玮给我留了电话。后来，许玮签约红星，把名字改为许巍。而“麦田”也紧随其后签约红星，作为同门师弟在红星和许巍有过一阵密切的交往。
      在丰泽园的另一件大事是，望哥别出心裁的在龙虎钢琴酒吧举办了一次摇滚party。“麦田”召集了好几支摇滚乐队参加演出，并且请来了几位乐评人和滚圈知名的乐手，摇滚青年们把歌厅的大厅挤得满满的。在那个年代，一个饭店涌进来这么多神头鬼脸的小青年是极其古怪的事情。饭店经理慌慌张张的跑来问怎么回事儿，望哥却乐得手舞足蹈，连说“不碍事，不碍事。”party搞得很成功，乐手和观众都心满意足。“麦田”还认识了当晚演出的“殇”乐队的吉他手刘乐，力邀他加入“麦田”。这个邀请直到3年以后才变成现实。

我早就说过广州不是老实人待的地方。10年前我在广州住过一个晚上，8年后又路过了一次。那个火车站哪！好在这两次我都是五六个人一起的。广州的市民们，你们的革命传统都哪儿去了？不理解，太不理解了。